图书封面：

读者介绍：

杨帆，女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19级研究生。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副书记。

讲读内容：

《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》

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中，党内有一位颇具独立见解的杰出领导人——王稼祥。战争年代中，他带着危及生命的重伤长期坚持工作;和平时期，他又为党的国际交往联络提出了真知灼见。

王稼祥,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,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。1925年，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，在那里加入共青团。同年10月,王稼祥赴苏,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。1928年,他由团转党(当时团员转党,团龄也算作党龄)。

在苏联期间,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。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，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，被称为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之一。不过，他为人正派,鄙视小集团活动。1930年回国后,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,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。1931年4月,王稼祥赴中央苏区,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。同年11月,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(相当于外交部长)。

1933年4月,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——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，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,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。因无法取出弹片,只好采取保守疗法。翌年1月,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同年秋,他腹部通着管子、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。

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，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。后来,毛泽东多次称赞这“关键的一票”。遵义会议后，王稼祥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，指挥全军行动。

过雪山草地时,他病情加重,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。到达陕北后,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。1937年夏，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。翌年8月,他回到延安,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。1944年,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,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。1947年,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,任东北局城工部长。

1949年,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,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,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。几十年间,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。

解放以后，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。在1958年“大跃进”中,他拒绝随风附和。1962年初,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,要“量力而行”;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。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“三和一少”(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,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),随后,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，“文革”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。

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,1973年在党的“十大”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。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,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,忧心如焚。次日清晨，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,发现他已全身冰凉。

从王稼祥的外貌看,他面容消瘦,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。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,他被称为“红色教授”型的人物。王稼祥当年英语、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,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。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,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。毛泽东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王明问题的关键、症结之所在，就是他对自己的事(注:指中国问题)考虑得太少!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!"

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，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，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，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。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，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，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。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，结果却无从施展。

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，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，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。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，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。这样，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,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。